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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生萬世的情與海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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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訊]寇致銘:《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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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 26:4(總104 期)民國96 年11 月--新書評介


The Subtle Revolution: Poets of the ‘Old  Schools’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y Jon Eugene von Kowalli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299 pp. ISBN 978-1-55729-083-0


文 /  Alexander C. Y. Huang(黃承元)

(美國籍,美國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及人文學博士;現為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兼中文部主任)


        自20 世紀中葉迄今,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最棘手
的問題之一是古典與現代(以及中國與西方傳統) 的
斷裂與延續性的問題,其中又以1917 年以降的中文新詩
的文學現代性的問題最為複雜。

        近年來對於中國文化界的現代意識的翻譯性
(translated modernity)的論述方興未艾,至目前為止
學者多以為新詩源起於翻譯或模仿西方現代詩。

        而現代中國詩人和作家基於意識形態,也極力主張
新詩與傳統文學之間的張力,藉由強調這樣的斷裂來賦
予新詩獨特的「現代性」,如梁啟超(1873-1929)和
憲(1848-1905)等清末民初深具影響力的文人提
出的「詩界革命」正是主張引進新的辭彙和意象來豐富
舊體詩。

        白話運動也就和作為「新」文學形式的新詩顯得似
乎是密不可分了。然而,這樣的傾向造成對於晚清文學
研究的許多盲點,也導致對新詩與舊體詩本質的誤解。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人文學院副教授兼中國暨印尼文學系系主任
(美國加州伯克萊東方語文學博士)寇致銘(Jon Kowallis)
的新書《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正是
重探這個重要問題的最新力作。本書提出革命性的創
見,對中國文學現代意識源起於白話文運動及西方文學
的影響這種主張提出質疑,寇教授向以魯迅研究、中國
舊體詩 及文學現代性等主題的研究聞名兩岸三地及歐
美學界。在本書中,寇教授通過對
王闓運(1833-1916)、鄧輔綸(1828-1893)(見第一章)、
樊增祥(1846-1931)、易順鼎(1858-1920)(見第二章)、
陳三立(1852-1937)、鄭孝胥(1860-1938)(見第三章)
及其他清末民初的詩學權威, 如
張之洞(1837-1909)、陳衍(1856-1937)、
金天羽(1873-1947)、狄葆賢(1873- )、
王揖堂(1878-1946) 以及錢仲聯(1908-2003)的精闢研究,
來重新檢視新詩與舊體詩之間欲拒還迎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本書立論精闢,史料運用嫻熟,全書註解詳盡豐富,
英譯精確,是關於清末民初詩人研究的重要著作。本書
附有重要詩作的中文全文,也包括了極有學術及參考價
值的詳細註解的英文翻譯,例如樊增祥的重要長篇詩作
《彩雲前、後曲》就是首次被譯為外文。

第一章討論擬古派詩人。

第二章探討中晚唐詩派如何透過對文字的精確掌握,
用典與對仗等看似「與時代脫節」的技巧來深入探索
當代議題。

第三章則通過對陳三立等詩人同光體的作品和文學生涯
的重新思考來分析一個重要的中心議題:
一個「現代」詩人究竟該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以求改造社會,
還是應該擔任一個觀察者的角色?
本章集中討論陳三立(近年來在漢學研究中重新受到注意的
重要詩人)、陳衍和鄭孝胥等的的詩文及他們同代人的論述。


        更重要的是這章對現代性的分析和定義,寇教授用
英美新批評家 F. R. Leavis, C. Day Lewis, C. B. Cox, 以及
Arnold P. Hinchliffe 關於 T. S. Eliot 和 Ezra Pound 作品的
理論來探討陳散原(三立)和鄭孝胥作品的現代性問題
他比較了歐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信仰危機和中國清末
的宇宙觀的崩潰,以為中國詩歌的現代性來得比歐美要
早,或者至少同步出現。中國詩歌的現代性並不是仿效
歐美作品而來的。

        寇教授認為早在梁啟超等人提倡「詩界革命」之前
中國詩學已經經歷了一場微妙的革命,與現今學界所持
看法相反,以文言文寫作的舊體詩影響力之深遠,甚至
超越五四一代。
本書並指出,傳統與現代文學的分野並
不如想像中的絕對。


        本書的革命性的主張將引起中國文學研究新的辯
論。《微妙的革命》指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必須放
在更寬廣的歷史時空來檢視,而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所
產生的文學作品見證了中國文人如何用自己的語言對周
遭巨變和現代性的微妙而複雜的反應,寇教授的結語特
別強調,儘管晚清一代的詩人和五四文人一樣深受鴉片
戰爭和太平天國等歷史事件的影響,本書探討的詩人所
用的語言與傳統中國詩學仍有密切的關連,絕非翻譯的
語言。

        另一方面,王闓運等的詩作也透過反諷(irony)
對「傳統」重新闡釋,例如:《彩雲前曲》描繪深具傳
奇色彩的清末民初上海名妓賽金花(1864-1936)如何
隨洪鈞(1839-1893)出使德國,《後曲》則著墨庚子年
間拳亂(1900)賽金花與八國聯軍總指揮德國將軍瓦德
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之間的軼聞。
寇教授認
為對於現代題材的掌握並不是使這個作品具有現代性的
唯一條件;最主要的是樊增祥在詩中對於他那一代人的
歷史經驗也能保持的反諷的距離(ironic distance),
陳三立的詩作也是如此。種種證據顯示這些作品的現代性源
自於詩人對個人被歷史放逐(personal alienation)與詩人
所處的歷史劇變的深切認識,當代性與日薄西山的舊秩
序之間的拉鋸造就了這一代的詩人,這種古典文學形式
現代性(modernity expressed in the classical forms)
顯示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與傳統美學之間的關係,絕對
不是單向或二元對立的。

        誠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文學教授
Theodore Huters 於最近出版的著作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中所指出,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年代,跨國論述
經常被不假思索地,理所當然地濫用;這個趨勢在中國
文學現代性的研究特別明顯。
寇教授的洞見適時地提供
學界一個重新檢視新詩及清末民初的文化生產的全新的
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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