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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孝臧早年行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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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孝臧早年行跡考

具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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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於朱孝臧早年的行跡,由於史籍的缺載,歷來都雲霧不清。筆者通過對其父朱光第仕履的詳細考辨,大致理清了他早歲的行跡。並進而通過他與鵬運早期經歷的比較,考證了他們交遊的起始年限。本文還通過時人別集、筆記等文獻記載的爬梳,對朱氏早年改名的時間、動機以及他1896年返京的原由作了細緻的考辨。

關鍵字 朱孝臧 朱光第 鵬運 交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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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彊村詞人朱孝臧先生以其“跨常邁浙,淩厲躒朱”[1]的卓絕成就,主持晚近詞家壇坫近四十年,時人曾譽之為“詞學之一大結穴,開來啟後” [2],高之者甚至尊其為“結一千年詞史之局”[3]者。然而時至今日,這個名字已經日漸走離歷史的視限,開始不為人所知,這和他對詞學的卓越貢獻[4]的實際是極不侔稱的。對於他中年以後的事蹟我們還可以借用詩史互證的方法予以梳理澄清,而其早歲的行蹤,卻因文獻的奇乏而難以征實。另一方面他何時開始致力於詞以及他詞學的引路人半塘老人鵬運與他近二十年文字交誼的起始年限,也因其早年行跡的不明而被一再誤傳。我們在感喟“文獻不足故”的同時,是否能根據人物的特殊歷史背景,轉換一種視角重新去開掘塵埋已久的那段歷史。本文正是基於這種設想,以朱孝臧早年生存的歷史環境為依據,試圖通過對其父朱光第仕履的考辨來理清他早年的行蹤,進而辨明他與鵬運的交遊始年,以及以學詞為核心的他早年相關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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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稱其“中歲始填詞”,夏孫桐《朱孝臧行狀》也稱其“四十始為詞”。儘管據《集外詞》中朱氏第一首詞《買陂塘•題夏悔生同年山塘泛秋圖》來看,朱孝臧填詞之始或系受同僚摯友夏孫桐的誘導,但引導朱氏真正走上詞學道路者,卻無疑是鵬運,“及交半塘鵬運,棄(詩)而專為詞”[5],個中淵源朱氏在其《彊村詞》的自記中已表述得非常清楚,向來都無異議,半塘可以說是彊村詞學道路上的第一知音。關於他們交遊的起始年限,錢基博在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認為他“少時隨宦河南,遇鵬運,交相得也”,龍榆生的表述也大致相同:“彊村先生少居汴梁,時半塘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汴,遂相遇納交。”[6]我們姑且不論“少時隨宦河南”“少居汴梁”這樣的表述是否準確,僅就二人早年行跡來看,朱氏少時隨宦之際,是絕沒機會在河南結識的。錢、龍二人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都是誤解了朱氏在序《半塘定稿》時所說“……同在人海之中,相遭而為友,相友而又相知,而忽焉以逝者,莫不以為人事之至悲……始予在汴梁納交君,相得也”一語,實際上這句話根本沒有點明這是發生在朱氏少時寓汴之際的事。因而要弄清朱氏于何時結識,何時始填詞,又是在何時開始專力於詞學的這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就必須首先弄清朱孝臧早年的大致行蹤。

據《朱孝臧行狀》及其《墓誌》稱“鄧州(指朱孝臧之父朱光第,官鄧州知州——筆者注)初幕游江淮間,吳越方被寇亂,盡室相從”,之後在“光緒初,(朱孝臧又)隨官大樑”。其他文獻如《現代中國文學史》以及朱晚年對弟子的回憶,也有相關之內容,儘管這些記載在具體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別,但有一點還是相對明確的,即朱孝臧自其全家盡室從其父朱光第客幕蕭縣(時屬江蘇省徐淮道徐州府)始,一直到他赴浙江秋闈的二十餘年間,除了參加取得鄉試資格的各類考試之外,基本上是隨侍其父幕游仕宦生活的(我們甚至懷疑朱氏是以河南籍參加院、鄉試,後又以本籍應禮部試的,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但目前缺乏直接的文獻資料證明,故仍視其以湖籍應鄉試)。而且我們通過朱光第的一些生平傳記資料的記載可知當時朱光第處境相當貧困,《朱光第墓表》中所謂的“最後圖祿仕養母”無非是句場面話,其實際意義是在說他“貧不能歸”。因而朱光第實是沒有經濟能力承擔經常往復浙豫之所需的,所以我們在梳理彊村早年行蹤時必須以朱光第的仕履為參照系。

朱光第的事蹟,詳于陳三立《誥贈光祿大夫河南鄧州知州朱君墓表》(以下簡稱《墓表》)及《清史稿•循吏傳》,基本上可分為遊幕、知鄧、寓汴三部分,但《墓表》等文都是據朱卒後二三十年後的追憶寫成,皆無明確之系年。而弄清朱父何時客蕭、朱氏舉家赴蕭又在何時,是解決朱孝臧早年行蹤問題的關鍵所在。

使朱光第受累落職的樹汶獄可以為我們推證朱氏行年提供線索。據《河南鎮平王樹文()冤獄資料》7的記載,此案最初發生在光緒五年(1879)十月。七年秋,被冒名頂罪含冤待斬的樹汶臨刑呼冤,河南巡撫塗宗瀛大驚,命“下所司覆鞠”,並“檄鄧州牧朱杏簪刺史光第逮季福(樹汶父——筆者注)為驗”[8]。這時候,“開歸分巡道某(陳許道任愷——筆者注),向守南陽,鞠是獄,聞而憂懼,亟抵書脅寢其事”[9]。朱光第以民命為重,“竟以季福上”。在朱氏還未接到檄文時,“宗瀛督兩湖去,繼任者為河督李鶴年”[10]。查《清史稿•疆臣年表八》:“光緒七年辛巳,塗宗瀛,二月癸卯入覲,李鶴年兼河南巡撫,五月辛未,宗濂(當為瀛字)回任,八月壬午遷,李鶴年補”。又《清通鑒》“八月壬申(十三日)……是日,調河南巡撫塗宗瀛為湖南巡撫,以河東河道總督李鶴年為河南巡撫。”《清史稿》壬申作壬午,誤。又同年九月丁未(十八日)“河南巡撫塗宗瀛奏……諭令李鶴年飭屬……”云云,可見至九月中旬,政權交接尚未完成。此案又由河督梅啟照會同審訊,《清通鑒》同年八月丁亥(廿八日)“河東河道總督勒方錡因病乞休,以兵部右待郎梅啟照為河東河道總督。”所以,任愷致書要脅,朱光第以季福質上事都應發生在七年的九、十月間或稍後。

那麼朱光第又是在何時“為上官摭他事劾去”的呢?我們認為應該在八年九月以後,理由大致有三點:一、《清史稿•循吏傳》謂“刑部提鞠,乃得實釋樹,自鶴年、啟照以次譴黜有差,而光第已先為鶴年摭他事劾去”。《清稗類鈔》有文亦大致類此。從上下文義來看,朱光第被劾應距刑部結案不遠。而《光緒朝東華錄》、《清通鑒》皆明載刑部結案在九年二月。二、李、梅復審之後,“眾論大嘩”,“豫人之官科道者,遂交章論是獄”,有所謂“禦史風聞陳奏”[11]云云,可見李、梅具結此獄時,各階層反響甚大。我們推測素性“沉毅耿介”的朱光第在得知冤獄仍不得平反後,也必成為“交章論是獄”中的一員,由此再度開罪李、任,所以這時被劾的可能性最大。李、梅復審具結上奏,史籍未明載在幾月,按《光緒朝東華錄》八年九月己醜(六日)上諭“諭:梅啟照、李鶴年奏審明盜犯胡體洝(安)(樹汶當時被冒名為盜犯胡體安——筆者注)臨刑呼冤一案,並續獲夥盜,按例定擬及案犯程孤堆等,請暫為覆候各摺片,著刑部速議具奏。”似是針對李、梅覆奏而發的。又光緒九年六月張佩綸奏指出:在復審此案時,河督“梅啟照派升任河北道陳寶箴會訊”,而陳寶箴在八年的八月十九日就由河北道改授浙江按察使了[12]。所以李、梅上奏具結大略是在八月的中下旬。三、我們還可以從朱孝臧身上得到旁證,是年八月,朱孝臧要赴浙闈參加秋試,若朱光第在他赴浙前就被劾落職,應舉家同返故里,沒理由朱孝臧一人返浙,留下父母棲遲開封,貧病無依。綜上所證,朱光第被劾落職應在光緒八年的九月以後為是。

根據上述考證,我們可以來系定一下朱光第的大致行年了。其落職既在八年九月以後,而據《墓表》稱“尋補授鄧州……居三年,州以大治”,朱氏上質、被劾事又發生在這裏所謂的“州以大治”之後,則其初任鄧州約在光緒四、五年間。略前此的“按事讞局”,當在光緒三、四年中。《墓表》又稱其事“前後府主凡六七”,加上“以候補知州留河南”,那所謂“客蕭二十餘年”則約略為二十二、三年,以故其初游幕蕭縣應在咸豐五年(1855)左右。

現在我們再來考查一下朱孝臧赴蕭的時間,據《歸安縣誌》稱,大約在咸豐庚申(1860)二月,太平軍圍湖,其鄉埭溪“遭兵火尤甚,居民什不存一,村墟寥落”[13]。這裏所謂的“庚申二月,粵匪竄湖郡”的史事,指的是太平軍在1860年二月為了解除天京之圍而對浙江的一次用兵。是年正月末,李秀成率部將陳坤書、譚紹光等從安徽蕪湖出發,至南陵合左軍主將李世賢所部,取道皖南,攻入浙境。二月十二日,攻佔長興之後,由李世賢率部圍攻湖州,用以牽制清軍,這是太平軍首次圍攻湖州。至三月下旬,太平軍即解圍而去。而大約就在這個“吳越方被寇亂”[14]的時候,朱氏舉家開始從其父客幕于蕭縣。按之《墓誌》朱孝臧生於咸豐七年(1857),這一年朱孝臧四歲。

現在我們可以理清朱氏早年的大致行蹤了:咸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亥時,他生於湖州埭溪上彊村。咸豐十年,四歲的朱孝臧隨家人從故鄉湖州埭溪來到蕭縣。光緒元年(1875)左右,隨父候補知州來到河南。大約在光緒三年,父按事讞局,隨居於開封。四、五年間,父出任鄧州知州,從居於鄧州。八年的六、七月,赴浙參加秋闈,中式。繼而北上,於次年入京應禮部試,殿試取為二甲第一名進士。

或許同朱光第終身未獲科名有關,朱孝臧早年的生活經歷應同一般計程車子一樣,以苦讀為主。而各種傳記資料稱其“年甫冠,出交中州賢士,詩歌唱酬,才譽大起”[15]、“聲聞日起”[16]云云,這與朱氏的性格似不相符,或者是作傳者為了強調朱氏的才名而故有的說辭,這是一般碑傳所習見的。

 



在其早年生涯中,改孝臧名為祖謀,是件頗值得我們思考的事。他改名的時間和動機史籍都無明確的記載,但實際上朱氏每次更換名字都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及其自身所處的際遇密切相關,它深刻的反映了朱氏父子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人生價值取向(事實上,清亡後他複名孝臧,同樣揭示了其內心複雜的思想)。這裏想先就其改名的時間、動機略作考釋,藉以窺測朱光第的政治態度,並進而尋找朱孝臧個性形成的某些原始痕跡。
朱氏的《行狀》、《墓誌》都一致認為他早名孝臧,後改名祖謀,這一點別的文獻也有記載,似無爭議。但改于何時,朱氏自己的《遺書》、旁人的筆記史乘,都無記錄。按陳三立《朱光第墓表》的最後介紹了朱光第的子嗣情況:子:祖謀,禮部右侍郎,節概文學顯聞當世;孝威,分省補用道;祖謙,江蘇候補巡檢;祖譽,國史館謄錄。可見其次子仍以字序輩,而三、四二子則俱已改用字序輩。這隱約說明在其三弟出生之前,他已更名祖謀。所以朱孝臧改名最大的可能性是在他二弟出生之後,三弟出生略前的時候。考《彊村語業》卷二有《金縷曲壽閏生弟六十》一闋,閏生即其仲弟孝威,(閏生名又見《摸魚子清明雨夜,泊英德,寄弟閏生》,舊刻閏生作重叔,重叔為孝威字無疑。)《金縷曲》作於民國十年辛酉(1921),時年六十,則孝威生於同治元年(1862),叔弟生年無考,季弟祖譽,字彥偁,《語業》卷一《繞佛閣》序雲:崇效寺楸花最盛……予季彥偁間亦一至。養吾下世眴已五年,彥偁墓亦宿草矣……”,《行狀》稱季弟早世,蓋即指此,此詞作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則彥偁卒於二十四年(1898),據前《墓表》稱祖譽,國史館謄錄,且其已在京為官有年,則卒年約在三十,那麼他大約生於同治七年(1868)。朱氏兄弟系一母所生,所以叔弟祖謙約略生在同治四年(1865)之冬月(祖謙後改字梅生當與此有關)。朱孝臧改名略前於此,當時他大約七、八歲,正當入館求學的年齡。
至於這次改名的動機,汪辟疆在其《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朱祖謀》中認為是以避廟諱易祖謀,考清人的諱字,孝、臧二字似皆不在列中。又查同、光時的《詩毛氏傳疏》、《說文解字義證》等書的避諱字,二字皆無諱例,所以此說顯然不能成立。案朱孝臧字古微,名字之關係典出《詩經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毛傳》認為這首詩是大夫刺幽王也,整首詩借日食天變,民生困艱來警醒統治者。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詩中描述的天旋地斥,百川沸騰,山塚崒崩”[17]的場面不正是晚清咸豐年間動盪四起、天地巨變時的場景嗎!朱光第作為一個正直的文人,為兒子起這個名字,無疑包含了他對清政府失政的斥責,對天地巨變的憂懼之情。(我們有理由相信,朱氏在民國之後改用舊名,用意也與此詩的意旨有關。)而時至同治三、四年,發、撚起義軍相繼被清軍鎮壓,天下又重現興複的態勢,這也即是當時眾人所企望的同治中興時期。看到希望的朱光第,思想必然有所改變。而且這個顯具諷政意味的名字勢必會對朱孝臧今後的仕途帶來不利,所以借用謀臧的意義聯繫改名為祖謀,筆者認為這才是朱氏改名的真正動機。



現在我們可以回頭再來看一下朱交遊的問題,朱氏的行跡已詳前證。而有關鵬運的事蹟,詳見於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鵬運》,況周頤《半塘老人傳》,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鵬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鵬運》等文。他生於道光廿九年(1849),同治九年(1870)廣西鄉試中舉,十三年(1874)入京,為內閣中書,光緒甲申、乙酉(1884—1885)間,轉內閣侍讀學士,十九年(1893)七月,改官禦史,尋轉禮科給事中,二十八年(1902),得請南歸,游于滬蘇,尋寓揚州,三十年(1904)六月卒於兩廣會館。從甲戌(1874)入京為內閣中書始,鵬運長期在薇省同端木埰、況周頤等人相酬唱。
朱孝臧在序《半塘定稿》時說始予在汴梁納交君,那麼,鵬運在何時因何故可能到河南呢?同治十年、十三年,他由廣西入京應試時可能途經河南,而據上述考證可知,在同治十年、十三年,朱孝臧仍從其父在蕭縣。即便此時朱父已因候補知州來到河南,朱以幕客子弟的身份,與結交的機會仍然極小。因而所謂的少時隋宦大樑,遇鵬運一說顯屬穿鑿之詞。
龍榆生在論及朱結交時說:彊村先生少居汴梁,時半塘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汴,遂相遇納交。雖然其中少居汴梁一語表述不確,但他所謂的鵬運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汴這一事實可能聞之彊村,其事應可取信,而且此事又見於端木埰的《碧瀣詞》。據端木埰《詞序》稱,鵬運在光緒九年癸未(1883)冬,曾省兄于大樑,越歲,乃返都先是甲申(1884)人日,君尚留滯大樑,曾填此調(《一萼紅》——筆者注)奉懷,歲星既周,舊雨重聚……”[18]。端木這裏所謂的,是指半塘的長兄維翰,按維翰,字仲培,為同治甲戌(1874)三甲第一百八十九名進士,當時正官居河南中州糧鹽道。據此可知氏在光緒九年冬至十年春曾一至開封。
而光緒九年夏以後,剛中二甲一名進士不久的朱孝臧,因父喪丁憂守制也正在開封。按《墓表》(朱光第)光緒某年月卒於開封僑舍,《朱孝臧行狀》謂:鄧州既親見公通籍,尋棄養,朱光第卒于朱孝臧中進士不久。按《翁同龢日記》(四月廿四日)……二甲,朱祖謀浙、志鈞滿……”,《清通鑒》四月乙亥(二十五日)……二甲朱祖謀等一百二十四人賜進士出身……”,那麼朱光第大致是卒於是年(1883)的五、六月間。所以鵬運這年冬省兄于大樑時,彊村適在開封守制。這雖是意外機緣下的一次相縫,卻深深影響到了中國詞學之後近四十年的發展。儘管此時的朱孝臧還處在致力涪皤三薰三沐黃太史的學詩階段,並不闇於詞道,但緣于對文學的共同志趣,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一見便交相得了。次年開春,便北返京都,而朱仍守孝在身,短暫的相識,並沒有使朱走上專力于詞的道路。
朱孝臧服闋入京(1886)之後,並沒有能與鵬運繼續往還交遊下去,這其中的原由我們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據筆者推測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朱氏個性緘默,不喜交際,《行狀》稱其不自表曝,足跡希至朝貴之門,交遊同志,所深契者,多清望劭聞、貞介不苟之士,其實不僅如此,朱孝臧就連同貞介不苟的名士之間的交遊也很少。據筆者懸測,當時朱氏所從交遊者主要是房師張仲炘,會典館僚友夏孫桐,乃徵,秦樹聲兄弟及後來在廣東作《減字木蘭花》所追憶的何錫驊、黎承忠、張度、袁昶等少數正直文士,朱氏之不善交際可見一斑。另據《鄭孝胥日記》記載,光緒十五年(1889)鄭考取內閣中書,京中文學清流名士如馮煦、沈曾植、文廷式、張謇等紛紛與之結社吟唱,往還不絕,朱之好友袁昶、夏孫桐等也常與會,而朱之蹤跡絕無。事實上朱、鄭的初識,要晚到1905年歲末,朱從廣東學政解職北返途中[19],這也絕不是偶然。第二,清末各部門之間的交往,可能有種種限制,而且還普遍存在主觀上的偏見。據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回憶京師為官產地,王侯宅地,文武衣冠,足為軟紅增色。第有三種人不易浹洽,餘敬而遠之:一曰翰林院,敝貂一著,目中無人,是謂自命太高……”[20]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各部間交往的限制,可能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第三,朱光第在官場的沉浮,也必然給朱孝臧的內心留下陰影。朱氏後來在其仕途最頂峰時棄官歸隱,固然是由於他對晚清政局的失望,但其中肯定也有此事的心理影響。
這種局面直到光緒丙申年(1896)冬,他重返京都之後,才有所改變。關於朱氏丙申還京的原由,文獻缺載。錢基博在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說是赴官京師,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因之,其實朱氏早在翰林院散館後就已授官,所以這裏所謂的赴官,實際上有些不明所以。而孫維誠《讀朱祖謀〈鷓鴣天〉》一文說他是由江西副考官回京,謬尤巨,朱氏典試江西鄉試是在光緒戊子(1888)年他散館後不久,到1896年已垂八載,按科舉常例,考官出考鄉試至返京,一般不過月餘時間,這種解釋顯然不合科舉慣例。據有關文獻分析,我們可知丙申返京之前他曾南還故里湖州。第一,《彊村語業》卷一《暗香》下序雲:秋宵倚欄,月華如水,記去年留滯江上,蓮史餞我於托鵑水榭,正此日也……”詞作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那麼在1896年秋朱尚滯留江上。托鵑水榭,是朱氏故里寓所的署名,《遺書》扉頁後署甲子秋八月,托鵑樓雕版可證。第二,《劉光第集》有《湖州道場山重建萬壽寺記》一文,據龍榆生稱此文是裴村代朱孝臧作的,所以行文皆托朱氏口吻:“……餘嘗造覽其顛,震澤之煙水,洞庭之雲木,咸會於懷,有超世出俗之意。登極顛,小憩于山之萬壽寺焉,而識寺僧法磬,心異之。去歲余還京師,黃塵莽蕩中,念家山清境,何可得也。今年法磬以請藏經來入都……”據《湖州道場山萬壽寺傳燈碑記》載法磬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春曾奉詔入都請《大藏經》。則朱氏1896年以前在湖,此亦為一證。由上述材料推測,朱孝臧在1896年之前似曾有過一段時間在湖州故里。
《行狀》:乙巳,以修墓道請假,離學政任回籍1905年歲末,朱孝臧以回鄉修父母墓道為由毅然辭官。朱父卒于光緒九年(1883),已詳前說。其母卒年未明,而1896—1906年朱孝臧一直在京供職以及廣東學政任上,未見有丁憂事。1888年秋朱又曾典試江西,所以朱母的卒年只能在1889—1896年之間。對照上文所考,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894—1896年朱曾回籍,而回籍的理由是丁母憂。
檢索文獻,我們在繆荃孫的《藝風堂日記》中找到了相關記載,證實了我們的推測是正確的。據《日記》光緒甲午五月二日一條吊朱古微太夫人的記載,可知朱母孫氏卒于光緒甲午四五月間,光緒甲午即1894年。又據《日記》丙申四月十二日、十四日、十九日諸條記載可知朱孝臧當時與繆荃孫等人會于江寧,尚未入京。而《彊村語業》中《暗香》一詞的小序告訴我們丙申秋天朱氏還滯留江上,那麼他抵京應在是年冬天以後了。
丙申冬,朱孝臧丁母憂服闋還京。次年(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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